孙皓晖

我是《大秦帝国》的作者孙皓晖,大秦何以兴、六国何以亡,问我吧!

2240年前,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奇迹。在礼崩乐坏,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,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,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。从秦孝公开始的六代领袖,筚路蓝缕、彻底变革、崇尚法制、统一政令,历一百六十余年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,才完成了一场漫长而深彻的帝国革命。这个历史进程中体现的智慧方略、阳谋政治的风骨和奋发惕励、强势生存的精神,彰显了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。
我是孙皓晖,《大秦帝国》的作者,西北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。今年,世纪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《大秦帝国(全新插图珍藏版)》。借此,我会在澎湃问吧与澎友们交流这段伟大的文明。
思想 2019-06-13 进行中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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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皓晖 2019-06-16

我可以明确地说,商鞅没有采取愚民政策。《商君书》使用的概念,有弱民、奸民、善民,但我们应该用现代法学的理念去理解这些概念,而不应该从孤立的字义上去理解。
比如“弱民”这个概念,指的是民众对法治而言,民众在法律面前应该保持弱的态势,就是要崇尚法治,服从法治,国家才能强大。所以他主张“弱民”。而“奸民”这个概念,“以奸民治善民则国家强,以善民治奸民则国家弱”,用现代法学理念去理解,指的是以治理“奸民”的理念去治理“善民”,国家就强;以治理“善民”的理念去治理“奸民”,国家就弱。这与现代法学理念有一定的相通之处。资本主义兴起以后,当代法学理念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的。立法者需要假想,人性中恶的成分在左右人的行为,这样法律才能事先防恶、治恶。如果不以人性恶为基础,法制社会就不会出现了。“以奸民治善民”就是假设民众的行为和动机都是可能犯罪的,做好预先的防备,国家就强大了,“奸民”也就不存在了。而如果假想人都是善良的,道德境界都很高,那就无法制定出法律的底线了。
再加上古文容易脱落,对字义的不同解读甚至标点的前后错误等都容易引起不同的解释。所以,对《商君书》的理解也好,对秦法的理解也好,我们都应该研究法律的条文,在具体语境中用现代法学的理念去发现其中的辩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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